“2023年9月，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女士在访华期间参访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对遗址猿人洞保护建筑成功应对今年特大暴雨灾害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深表赞叹，这个保护建筑隔绝了风雪冰雹等自然灾害对遗址本体的直接破坏，在有效保护的同时，又确保建筑设计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为全球遗产保护地保护珍贵的遗产提供了借鉴，也为遗产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灾害影响给我们新的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秦昌威在第二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学术论坛上如是说。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与气候变化和在地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为全球探索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

2023年11月17-18日，第二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论坛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以“人与自然的当代关系：共存、互鉴与可持续”为主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王莹、国内外从事遗产研究与实践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管理者代表共五十余人出席论坛。

遗产保护与气候生态

“气候变化确实是我们没想到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去新疆本来是做乡村遗产调查的，却偶然关注到了气候变化对新疆苏巴什佛寺遗址的严重影响。

苏巴什佛寺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6月成为丝绸之路的遗产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去年我正好在苏巴什做调研，十天有五天下雨，第一天我遇到的时候觉得是突发情况，后来问管理员才知道这几年经常会下雨，下暴雨，气候是影响人类最严峻的问题。”杜晓帆继续说，“像苏巴什这样的遗址，刚降雨的时候我们不能进遗址，进去就把遗址踩坏了，停雨一小时之后，在同样的位置几乎看不到雨水，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降雨在遗址区形成严重的地表冲刷，雨水带走的都是遗址里面的根基，大部分冲沟为自然状态，无人为干预，地表冲刷导致遗址本体多处破坏，在最大佛殿遗址下面大量雨水就把根基全部带走了，引起的变化真的是毁灭性的，没有办法恢复。”杜晓帆无不担忧。

雅丹魔鬼城 中国经济网资料图 成琪/摄

“世界遗产不仅是一个记忆或者展示，要参与全球治理，要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心源说。

在王心源看来，文化遗产能够记录气候变化。一定的生态环境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文明性质，“今天世界文化遗产就是过去人类文明某一段或者是某个历史文化的记录与实证，正是因为全球生态多样性、生态环境多样化决定文明多样性，因此也形成了文化遗产的多样性。”

王心源认为，保护不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目的，要助力生态文明发展，助力可持续发展。他建议，首先要从识别、监测、保护、评估、管理、推广全链条支持遗产能够得到永续的发展，其次是开展文化遗产本体保护与赋存环境关系研究，第三是自然与文化遗产一体化保护助力生态文明新发展研究，从生态、环境、文化一体化打造区域发展空间。

遗产保护与当地民生

“完全依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点面积是保护不了地球的，遗产一方面让这些地方存续下去；另一方面它的保护工作能够起到示范的作用，让更大范围的保护工作受到启发和引领。”吕植说。

吕植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从90年代开始尝试做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相协调的例子。论坛上，她用熊猫和雪豹两个物种生动地阐述了遗产保护和管理如何有效发挥作用。

熊猫是中国的珍稀动物。经过这几年国家各项政策，目前已经有67个大熊猫保护区，大部分熊猫种群和栖息地都在保护区。2015年中国开始建立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成为第一批建立的国家公园之一，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覆盖70%以上的种群以及栖息地。吕植团队选了两个保护区中间的一个社区，属于中间廊道，以前这里打猎和采伐比较厉害，放牧也比较厉害，对当地水源地有一些污染，他们找到了养蜂这个替代产业。“我们测量以后发现，熊猫栖息地天然的野花，自然状态下酿的蜜没有任何污染，价值可与马努卡或者黑森林蜂蜜媲美，蜂蜜从当地老百姓手里买很便宜，有很大的潜力提高价值，让老百姓直接从好的森林里受益，受益的产出让老百姓感觉到森林对生计的好处，把保护和发展形成一个圈。”吕植说，“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在做的过程中，老百姓得到了启发，明白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瓶蜜里看到潜力，他们有了其他的想法，河里的鱼，山上的核桃等其他产品如果在好的环境里生产出来，就有可能卖一个更好的价格，尤其是国家公园建立以后，贴上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标签，在社会上的认可度就会更高。

随着产品潜力的展望，当地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来了，“这个是我们在计划蜂蜜产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吕植说。年轻人回来以后成立NGO（非政府组织），把森林保护起来，动物就越来越多，然后做观察动物的旅游，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自然教育的基地，“政府看到他们保护做得好，就让他们把国有林也保护起来。”村子林子后面是国有林，国有林面积更大，保护国有林国家给补贴，生态公益林补贴成为村子主要的收入，“和谐生产、生活和未来保护生态，‘三生’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达到了和谐。”

成都大熊猫繁殖基地 中国经济网资料图 成琪/摄

与熊猫不同，中国雪豹栖息地占了全球雪豹60%。雪豹分布的面积非常大，雪豹在中国的分布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公里，要像熊猫那样国家建保护区不太可能。从2005年开始他们在三江源周围的村里做以社区为主体的雪豹保护监测。 “因为这里的文化是众生平等，敬畏自然，使得他们成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天然合作者。”吕植说，“开始没有大规模政府资金投入监测，老百姓免费做，我问村长，你们做监测大概能坚持多少年，他说大概两年，现在十年了。为什么他们会做监测，除了信仰，其次就是在他们的文化里，保护是行善的行为，另外他们担心在他们的神山上开矿，如果神山上有雪豹，就能抵御开矿。这是很实际的。”

吕植认为，老百姓愿意做保护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单靠这一点是不够的，从2015年开始他们联合各种NGO、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保护网络，分享信息，了解雪豹的保护、现状和空缺。2018年他们联合推出了《中国雪豹调查与保护现状报告》。

“雪豹有一个麻烦，会捕猎家畜，与老百姓形成矛盾，虽然老百姓赞成保护，但是自己家里有损失，一损失就是几万块。另外保护要讲公平性，我们从城里来的人很喜欢看到雪豹在青藏高原上驰骋，如果代价是当地贫困的老百姓来承担，这就不公平。”在监测中，吕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期社区工作的证明作为实证，以往建立保护区都是把人移走，2015年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时候，每一户住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牧民，不但没有移走，并且老百姓被聘为生态管护员，每个月可以得到1800元，这样老百姓真正成为三江源实际的保护者，直接从保护中受益，“逻辑是通的，但还是不够，做了这些监测之后，老百姓逐渐对他们生活的区域范围里野生动物的分布信息越来越熟悉，这个知识、信息可以转化为收益，在国家公园的支持下开展特许经营，牧民合作社作为主体，从事自然体验的特许经营，这些牧民作为接待户和导游带领外来自然体验者进行观察，有一半团队直接看到雪豹，这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自然体验特许经营的收入45%属于接待户，45%交给集体，10%给保护基金，大家理解保护工作是全村人做的，但凡有一个人打猎雪豹都会影响自然体验。”吕植感慨地说。

保护非常有成效，这两个物种在2016年前后从IUCN濒危物种名单上降到易危。

遗产保护的中国智慧

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遗产。此次申遗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的茶文化主题项目的空白，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种茶制茶及饮茶领域的发源地地位和茶文化传播的主导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每每谈到这个，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陈耀华就特别激动，这是他坚持田野调查13年的成果。在他看来，这个遗产是人类重要的文化传统的见证，是什么文化传统？就是世界上大规模庄园茶种植模式出现之前，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模式的典型例证。这种模式有什么好处？因为保留了大部分的森林自然生态系统，利用生物多样性很好地解决了茶树病虫害和养分的提供问题。“这里面充满了生态智慧。”

“保留下来的古茶林有四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悠久的、智慧的、生态的、活力的。其中充满活力一方面是生态系统很健康，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经济效益好，景迈山的年轻人没有外流，人口没有空心化，大量的年轻人反而回来，包括大学毕业以后都回到景迈山参与茶山建设。所以很多遗产地出现空心化、老龄化，在景迈山没有出现，这是非常好的。”陈耀华说。

“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保护发展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讲好中国茶故事，这是景迈山肩负的历史使命；二是创立景迈山发展模式，尽管景迈山只有200平方公里，说小也不小，有6000多人，它是农业遗产又是活态遗产，还是文化景观，保护和利用非常复杂。有很多关系要处理，把景迈山模式创造好了，能够给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学术论坛 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摄

中国是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特色鲜明，其中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宋峰指出，当前中国的自然遗产分布更集中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主要以文化遗产为主，这与中华文明演化过程、自然气候条件等存在着关联，其中绝大多数自然遗产地位于较为贫困落后的地区，这也给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在保护管理工作中包容尊重、公平对待各利益相关方，致力于提高世界遗产内部和周边地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并为具有减轻贫困和提高当地社区可持续生计的潜力做出贡献。”

谈及未来的发展，宋峰表示，从中国近年来与国际机构的交流来看，中国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核心，如何科学评判整合优化对自然遗产保护管理，持续推进遗产地和保护地的协同管理建设，是我们需要持续加以考虑的。其次，要以保护为基础聚焦青少年，通过遗产教育增加社会包容性、凝聚力，以跨界创新推动多学科融合，探索内外结合的多方合作新模式，因地制宜新的遗产教育理念和新的方法。此外还要坚持一地一策，制定综合性方案和措施，呈现中国精彩，自然遗产的申报和管理从来不是单一学科管理的范畴，从法律、制度、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入手，基于不同地区的基本情况制定具体的模式和路径。

“我们一直怀着对地球、对人类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留下的宝贵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执着热爱，执着投入，正因如此，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地球上的遗产没有被破坏。遗产保护需要在不断地交流，不断地传播过程中，重构发展它的价值，可能只有这样我们的遗产才能真正的可持续。”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华说。

论坛期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围绕即将启动的“共同愿景”——亚洲遗产可持续发展优秀案例推介项目和标识（logo）征集举行专门会议。王莹副秘书长主持会议并介绍项目情况，UNESCO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剑葳、南方海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团队首席科学家詹长法、复旦大学教授杜晓帆、东南大学教授董卫、中山大学教授张朝枝、UNESCO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心源以及来自巴基斯坦、比利时、赞比亚等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项目给予赞许同时提出宝贵意见，表示会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并面向国际广泛传播。该项目主要围绕包括但不限于亚洲地区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遗产，遴选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有关优秀案例，讲好交流互鉴的遗产故事，传播人类多元文化的世界声音。（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